桓温北伐是在东晋王朝平定苏峻叛乱后,重获安定局面的背景下进行的。桓温在晋穆帝永和二年(346)率军伐蜀,成汉在这次桓温西征中败亡,桓温也因“平蜀之功”而威名大振。当北方后赵大乱之时,桓温上疏率师北伐,随后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三次北伐。东晋永和十年(354)第一次北伐前秦,桓温进攻长安,但最终“屯兵日久,供给困难,加上悬军深入,军事上孤立无援,结果兵败而归”。

东晋永和十二年(356)再次北伐流寇羌族酋长姚襄,收复洛阳及周围大片土地。桓温在第二次北伐成功收复洛阳后声望提高,先于升平四年(360)进爵南郡公,后在兴宁元年(363)进大司马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,正式掌握朝政。次年更授桓温扬州刺史,让桓温掌握京裴地区军事。但最终东晋朝廷不赞同桓温奏请还都洛阳,孤城洛阳失守,第二次北伐的成果丧失殆尽。东晋兴宁元年(363)桓温北伐前燕,这次桓温在执掌东晋全权的情况下北伐,但最终孤军深入,供给医乏,只得退兵,北伐失败。

也有一些唐代文人以其自负不堪,废帝自立为话题,来否定他的北伐。沈彬《金陵杂题二首》云:“王气生秦四百年,晋元东渡浪花船。正惭海内皆涂地,来保江南一片天。古树著行临远岸,暮山相亚出微烟。千征万战英雄尽,落日牛羊食野田。暮潮声落草光沉,贾客来帆宿岸阴。一笛月明何处酒,满城秋色几家砧。时清曾恶桓温盛,山翠长牵谢傅心。今日到来何物在,碧烟和雨锁寒林。”他描写桓温篡位阴谋被谢安识破。不过诗人只看到桓温北伐有政治野心,却对其“虽未能袅除凶逆,亦足以宣惕王灵”未有全面的评价。

为何诸多评价都认为桓温是“叛臣”?这应与《晋书》有密切关系。《晋书》在编纂时“鼓吹孝道、忠君、同命定论、因果报应”,而孝道、忠君是史学家一再反复提倡的主题。贞观二十年(643),唐太宗下诏修《晋书》,与这一时期政治形势的转变有微妙关系。贞观十七年(643),魏微去世,朝廷内部直谏之风日渐逊于贞观前期。与此同时,太子承乾谋反被废,立储问题迫在眉睫,而魏晋以来,政权更替较为频繁,伦理纲常丧失殆尽,忠君思想被大大削弱。太宗极度害怕“子不肖则家亡”、“臣不忠则国亡”的恶果,这使他联想到西晋“以未成之基,逼有余之魏作”的惨痛历史,特别是西晋末年“终使倾覆洪基”的八王之乱。在如此背景下,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建立,伦理纲常的说教又被奉为正统思想,突出孝道,并扩大到忠君才是《晋书》修撰的基本思想。而《晋书》的修撰者们体会到唐太宗的苦衷,对其意图大有领会。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下,就不难理解为何唐人对桓温北伐的评价,出发点更多是其“不忠不孝”违逆伦理纲常了。

唐代帝王经常总结前代兴亡的经验和教训,作为自己治国的参考。贞观年间,林邑使者言辞不恭,群臣主张出兵,唐太宗不同意。唐太宗看到了荷坚出兵东晋,交战败亡的教训说道:“昔荷坚欲吞晋,众百万,一战而亡。隋取高丽,岁调发,人与为怨,乃死匹夫手。联敢妄议发兵邪?”‘可见太宗认为把水之战的失败在于荷坚滥用兵力,穷兵默武。《贞观政要》卷九《论征伐》引太宗之话说:“兵者,凶器,不得已而用之。故汉光武云:‘每一发兵,不觉头须为白。’自古穷兵极武,未有不亡者也。荷坚自恃兵强,欲必吞晋室,兴兵百万,一举而亡。”唐太宗从前秦的角度来总结把水之战失败的原因,认为是由于荷坚的穷兵默武所致。这次战役不仅失败,而且导致前秦“一战而亡”,国家崩溃瓦解。李密认为荷坚把水之战大败的原因在于寿春战役:“荷坚灭身,良由寿春之役。欲捕鸣蝉于前,不知挟弹在后。复矢相顾,髦而成行,义夫切齿,壮士扼腕”。从战术上探讨了前秦的失败,本打算捕捉前面的鸣蝉,却不知后面有人夹弹谋算。

唐人也从东晋胜利者的角度分析该战役取得胜利的原因。他们认为此战役之所以能够取得以少胜多的战绩,主要在于谢玄等“以智取胜”。例如:魏元忠说:“谢玄以书生之姿,拒荷坚天下之众。”可见,他认为谢玄的策略计谋在这次战役中起到关键作用。李白在《永王东巡歌十一首》中说:“但用东山谢安石,为君谈笑静胡沙。诗人以谢玄自比,进入李磷幕府之后,踌躇满志,希望成为谢玄这样在把水之战中叱咤风云的人物,可见诗人将把水之战胜利的功劳归给谢安的智谋。高骄也认为谢玄一介儒生却可敌武,胜过赳赳武夫:“谢玄破荷坚于把水,裴度平元济于淮西,未必儒臣不如武将!”

唐代也有一些人侧重于分析晋王朝的政事,认为晋朝统治者荒于朝政,法度纲纪紊乱,百姓苦不堪言,是当时不容忽视的状况,而东晋之所以取胜是“谢玄之善料军事”,是“上天眷顾”,又因“属荷坚百六之秋,弃肥水之众”‘,故此次战役的胜利纯属侥幸。我认为这一观点有些偏颇。荷坚把水之战不但有其主观的不足之处,而且东晋王朝虽已国力不振,军力不如前秦,但不能否定谢玄等忠臣的计谋和策略,他们善于把劣势转化为优势,这是战争取胜的重要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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